王长江：反思危机不应成为拒绝政改借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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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选如下：

人物周刊：金融危机以来，“社会主义”这个词又在西方媒体上高频出现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甚至说，“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”，有些中国媒体也乐于转引这类文章。

王长江：西方人用这个词，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转而相信社会主义，也不是说要改变西方的基本制度，这只不过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进行调侃。像这种话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，比如英国的艾德礼政府曾经推行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，被英国人自称实行了“社会主义”。这和我们说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儿。

这种调侃恰恰表明了人家的自信，人家觉得，我这个制度不会因为说几句话就变掉了，随便你叫什么，对我有用的我就拿来，人家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的。

人物周刊：但似乎感觉良好的人不在少数。

王长江：这和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有关。我们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，主要还是动员式的，动不动就把具体政策和什么“主义”联系起来。这种动员可以迅速调动起非常高的热情，但也可能起反作用。

在美国，政府做得再不好，没人质疑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，因为它的基本制度和政府政策是两码事。而中国则不同。把什么好东西都和基本制度联系起来、都说成是什么主义的“优越性”。老百姓习惯了这种联系，那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好的形势怎么办？

人物周刊：我们真的认真探讨一下“优越性” 如何？

王长江：当然可以。计划经济给掌权者赋予了神圣使命，也给了他们无限权力。由这种制度自然而然形成的庞大权力机关，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优势，比如集中力量做大事情。但这也要看决策是否适当。

我觉得用“特点”比用“优越性”来概括更合适。“特点”用得好了，才会是“优点”，而要讨论如何用得好，这里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就又多了。
另附：奥威尔：在神化和真实之间。《1984》的粉丝可以一读。